杨津涛：中国人为何迷信人参？

明朝以前，与干枣并列

中国最早有关人参药用价值的记录，见于成书秦汉时期的《神农本草经》。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中，说人参“主治心下痞坚，旁治不食呕吐等”。后来南朝《名医别录》、唐朝《药性本草》、宋朝《诸家本草》、元朝《用药法象》等历代医书，对人参的药用功能都有提及。

至明人李时珍编纂《本草纲目》，声称“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”，包括“发热自汗、眩晕头痛”，及“痎疾、滑泻久病”等，人参遂从普通中药材种“脱颖而出”，登上“神药”的地位。①

明代以前，中国人吃的人参，主要产于上党地区（今山西长治），被称为“上党参”；其次是“辽东”地区（今辽宁西部）的“辽东参”（又称“辽参”）。

当时，人参只被视为一种普通食/药材。比如，苏轼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中说，“必欲寄信，只多寄好干枣、人参为望。如无的便，亦不须差人，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。”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，“万一有南来便人，为致人参、干枣数斤，朝夕所须也。”②

显然，对苏轼而言，人参和干枣一样，是一种满足”口腹“之欲的食品，而非保值百病的良药。动辄托人顺路带上“数斤”，也说明这种食品在当时并不名贵。

明代之前，也有少数人参品种被认为很名贵。比如，上党参中有一种“紫团参”，据说仅生长在上党地区的紫团山上。《梦溪笔谈》里记载，王安石患有哮喘，需用紫团参医治而不可得。有朋友送来几两，王安石坚辞不受，说：“平生无紫团参，亦活到今日”。不过，从苏轼为满足“口腹”之欲“朝夕”食用人参来看，普通上党参在北宋，仍属普通之物。

人参价格也很能说明问题。直到明朝嘉靖年间，人参仍是一种很低廉的商品，一斤人参只要白银1钱5分。

万历年间，参价上涨至约3两白银/斤。按照《本草纲目》（成书万历年间）的说法，价格上涨的原因，是上党的采参业没落，市场上只剩下来自辽东的人参：

“上党，今潞州也。民以人参为地方害，不复采取。今所用者皆是辽参。”

至崇祯时，参价已高达到16两白银/斤。